文章以“双一流”建设大学的576份问卷调查数据及其40余位师生的深度访谈为数据样本，对我国一流大学研究生高阶思维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估计了团队异质性、团队激励机制、团队沟通三个影响因素对研究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自身属性差异性可以提升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而成长经历差异性则会抑制甚至降低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团队激励机制、团队沟通既能提升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强化研究生的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数智技术的加持促使知识生产主体从“人”的单极存在转向“人—机”的复合主体，从而构成新型的知识生产范式——知识生产模式Ⅳ,该模式具备数据驱动、人机协同、具身生成的特点，这驱动产教融合产生新的变革：五螺旋模型重构产教融合的运行环境，虚实交互空间重塑产教融合的物理边界，价值共创机制推动产教融合走向系统共生。但由于数智技术赋能的复杂性，产教融合实践面临数字达尔文主义、数字飞轮效应、数字泰勒主义的挑战。为有效应对挑战，亟须基于可持续性、韧性、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人的自我实现、成长和安全置于制度设计和生产系统的轴心。知识生产创新突破的关键在于由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并同步强化算法治理、优化技术架构，构建契合知识生产模式Ⅳ的新型产教融合评价体系。
创新依赖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孕育于创新生态系统。随着创新范式从创新系统演进到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创新的引领群体，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培也正从以“拔尖目标—择优遴选—计划培养”为特征的“培优模式”向以“崇尚创新—多元共生—开放协同”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范式演进，并呈现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从拔尖向创新融合、选拔从择优向多元融合、培养从计划向开放协同融合的三股演进张力。为顺应并促进选培向创新生态系统范式演进，提升人才可持续性发展后劲，高校选培过程中应践行崇尚创新的长远人才观、多元共生的普惠选拔观、开放协同的人才培养观，构建起“创新导向—普惠包容—生态协同”的选培生态体系。
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提出AI赋能的开放式协同育人理论模型。通过构建“技术支撑—场景创新—生态协同”三维架构，运用AI技术实现知识图谱动态重构与个性化学习路径，创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融合的沉浸式实践教学场景，形成政产学研用深度耦合的人才协同培养生态系统。研究发现，该模式通过“智能匹配—虚实共生—生态进化”的传导机制，有效破解了传统人才培养中知识滞后、供需脱节等症结，提升人才能力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加速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迭代。研究提出的知识体系重构、教学模式革新和评价体系重塑等具体实践路径，力图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终身教育在我国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能否作为法典基本原则亟待明确。教育法典中确立终身教育基本原则具备多元理据支撑，其中风险社会理论为确立该原则的必要性提供理论背景，人文主义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为其指明思想根系和发展方向，二者均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寻求理论共识与价值统合。该原则的确立具备全球教育改革共识与全球治理层面的制度源流，兼具域外立法中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坚持领域互通的规范牵引，赋有我国宪法依据与本土立法经验等规范基础。入典策略应推动终身教育价值地位跃迁，从教育理念指导上升为基本原则统摄教育法典编纂思路，将倡导宣示性规范转变为明确各方主体义务、完善教育体制的义务性规范，构建系统协调、有效运转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
迈入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智能算法与大模型的快速迭代升级及多场景应用，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准主体性”,并促使知识生产模式Ⅳ实现1.0到2.0的转型。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使知识生产模式Ⅳ2.0呈现从多元协同到群智涌现、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线性模式转变为迭代模式、单一形态转向多模态融合等转型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变革与赋能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同时，其算法盲区和技术负面性也裹挟着多重风险：主体认知异化使得知识生产偏离“真”的本质，技术裹挟使得知识创新悬置“善”的价值规定，工具理性僭越使得知识生产丧失对“美”的形上追求。面对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创新价值取向，形成正确的知识生产认知观；坚持智慧共创，构建知识生产的动态人机关系；加强制度规训，规避智能知识生产的异化风险。
在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的今天，技术压倒性的优势在不断挤占教师的发展空间，教师教学创造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当下，教师教学创造力的发展存在一些困境：人工智能出现的“涌现创作”淡化教师教学创造力的主导角色；人工智能形成的“自动化偏差”降低教师教学创造力的认同感和效能感；人工智能塑造的“数字权威”打击教师教学创造力的思维意识。其实，教师教学创造力具有很强的可开发性：人机协同条件下大脑功能对教师教学创造力的生理奠基；人工智能情境中教师积极心态对教学创造力的激发作用；算法预测背景下教学“风险”与“善”对教师教学创造力的生成意义。基于此，教师应以“陌生化”眼光持续审视教学，在人机协作中保持教师的创造信念；强化“可能性思维”的培育，在算法理性之外激发教学创造灵感；在技术介入背景下抢抓关键的教学时机，“进攻式”地获取创造成果，并且在数字化环境中强化教学“自我领导”,生成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行为。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大学治理的结构性张力是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能，技术驱动与流程重造成为转型的赋能机制，数智赋权与结构重塑则推动转型的制度性增量跃迁。然而，大学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面临“控制悖论”,即技术理性的“锁定”导致大学治理场域中工具逻辑与价值本体的矛盾，价值释放的滞缓导致大学治理中数字化技术嵌入效能衰减，算法黑箱与权力势差使数字技术嵌入大学治理有潜在的制度脱嵌风险。为此，需要以数字化思维为基础重构大学治理的顶层设计，以敏捷性建设为核心驱动大学组织与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以数字能力建设为重心降低大学数字治理的潜在风险，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发展目标作为大学目标的最高层次，是大学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其制定取向关乎学校战略行动的方向。文章基于1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战略规划的发展目标模块文本，借助系统论，以“要素—结构—功能”为分析框架解构目标系统，发现学校“十四五”目标呈现特色要素缺位、育人结构错位、质量功能失位等问题。这映射出以工具理性为驱动的目标制定取向，即大学为彰显身份符号，受限于政策文本和西方模式；为展现一流目标，受制于排名提升的路径依赖；为应对政府部门，深陷于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应形成价值理性主导的目标制定取向，构建以特色优势为要素、以育人本质为结构、以践行职责为功能的发展目标系统，实现引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